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在经济和社会中，鼓励与限制两类方法都有用，但孰为主，孰为辅，还是要有一个总体判断。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新制度新文化，唤醒了亿万经济主体，遍地英雄下夕烟，融入全球化，运用新技术，创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量。如果不是发展导向，增量导向，而是存量导向，管控导向，和计划经济年代一样，把什么都管得严严实实，很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是2019年写的最后一篇“大视野”。
上一篇“大视野”，《透视下一个10年中国经济新动能》，最后一句话是，“为一切创造的力量创造更好的环境——这就是我对2020年代的最大期盼”。
临近岁末，看到了不少激励性、鼓舞性政策出台，很欣慰。而之前我听到相当多企业的抱怨是，在经济活动中，限制性、管控性、检查性的政策越来越多，相关部门和人员也越来越多。这有点像“摄像头经济”，道路上摄像头越来越密，虽然也能产生一些罚款收入，但本质是“财富再分配”，而不是增量创造。
在经济和社会中，鼓励与限制两类方法都有用，但孰为主，孰为辅，还是要有一个总体判断。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新制度新文化，唤醒了亿万经济主体，遍地英雄下夕烟，融入全球化，运用新技术，创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量。如果不是发展导向，增量导向，而是存量导向，管控导向，和计划经济年代一样，把什么都管得严严实实，很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什么是增量思维？就是相信明天可以变得比昨天更好，相信下一代人更聪明，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山更比一山高，相信宽广的包容态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相信创新能在绝大多数地方让我们走得更远。
20年前阿里和腾讯才诞生，当时谁能想到，这两个小公司十几年后会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2000年中国最大的商业零售企业是联华超市，销售额突破了100亿元，这是今年天猫双十一1分36秒的成交量。草根可以变森林，这就是增量效应，是飞轮效应。
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市场，没有潜力，问题在于如何去激发。
上个月马云在浙商大会发表演讲，说双十一是中国内需的成功，接下来内需将是中国千载难逢、百年一遇的金矿，现在中国一年的包裹量达到600亿个，每年的增量相当于一个美国（注：美国为120亿个），网购新增用户的60%到70%来自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今年光是阿里电商会卖出将近1万亿美元价值的商品，80%来自中国实体经济。
马云演讲中还说了下面的话：
“市场靠运、经济靠营。运是资源的分配，营是效率的意识。我们要运营我们的经济。希望我们的政策多一点，文件少一点。文件和政策是有区别的，文件是规定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而政策是需要上下联动，激发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努力，鼓励新生事物的发展。
“规则不等于限制，便利、促进也是规则重要的一部分。监管是为了健康发展，离开发展的监管毫无意义。发展也不一定带来风险，监管不一定就没有风险，有时候不适当的、落后的监管也会是巨大的风险。所以，今天只有监管部门、市场主体、企业家、经济学家，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经济面对国内外极其复杂的形势，才能依然充满巨大活力。”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明天正在再规划。我们需要用新的愿景凝聚各界共识，唤醒人们心中的巨人，打开新的天地。
本文将结合近期出台的一些政策，从如何激发经济增量的角度展开分析。
我想说的第一个政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牵引区域流动”，具体包括：
-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
-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推动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
我觉得这些政策释放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让想在大城市落户的人能真正落下去。
而在过去，城市规划思维中总有一个框框，就是人口增长会带来城市病，所以要控制规模，如规定人口上线，收紧一线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中小城市建设指标给的很多。结果是，人流到大城市，大城市土地供应速度慢，房价居高不下；中小城市人口净流出，却大搞园区，大建新城，造成大量空置。典型的资源错配！
曾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现任厦门大学教授的赵燕菁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
“我觉得城市规划对待城市好像是对待班里的小孩，有的小孩长的太高，就减少布料，想通过把衣服做小一点减慢他生长的速度。如果个子比较矮，就给他更多布料，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让他长高一点。实际上错配的是布料。一个人是否应该长高，取决基因而不是布料，城市也是如此。不应通过规划手段去限制哪个城市能增长，规划的任务是给予城市增长需求相匹配的资源。找出一个适合更大规模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可能比限制城市规模本身更重要。”
可喜的是，我们今天的思路回到了尊重城市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规律上来。这是为什么？是被人口红利的消失逼出来的。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中国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另据统计，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为9.25亿人，2018年已下降为8.97亿人，有研究预测2030年后将以平均每年760万人的速度减少。
虽然我们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58%，2018年）和户籍城镇化率（43.37%）并不高，还有相当提升空间，但从非农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看，可能已经达到70%，由于农村大量中老年人并不愿意再迁出，中国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并不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越来越多城市因为吸引不了周边的农村人口、城里的年轻人又忙着去一线新一线城市打工，而走向人口净流出，很多大城市拼命“抢人”。在这种背景下，应该通过降低甚至不设门槛，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尽可能增加城市吸引力，尽可能多转移一些农村人口，让暂住者常住，并尽快拥有户籍。
每当我听到年轻人在大城市为户口和公共服务而焦虑，手足无措，内心总是非常悲哀。大城市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厉害，没有新血，谈何发展？大数据和AI这么发达，很容易就能分析得出来，这些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年轻人，基本不会再回老家了，他们会一直在城市生活、奋斗、交税、养孩子。既如此，为什么不给人家一点惊喜，让其早点真正融入呢？非要这套标准，那套标准，有的人因为社保交金基数调整，某个月少交了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就要重新回到原点计算时间，这能让年轻人心里舒服吗？
明明是大城市需要增量人口，却用一套陈旧的存量思维，对增量人口设卡，好像来的人只有为城市奋斗的份，没有享受平等公共服务的份。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逻辑，也有违社会主义初心。
中国大城市化、现代都市圈化还有潜力。和日本对比一下，东京都面积2188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1348万；东京都都市圈（东京都加上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1.36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3609万；首都圈（东京都都市圈加上外围四县，即栃木、群马、茨城、山梨），面积3.69平方公里，2019年人口4379万。但是，如果我们不抓住总人口见顶前这最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尽可能推动人口城镇化，未来将追悔莫及！
我想说的第二个政策，是证券法的修订。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证券法修订草案举行发布会。修订涉及完善证券发行制度、完善证券民事诉讼相关制度、较大幅度提高证券违法成本等六个方面。
新修订的证券法将于明年3月1日施行，新法全面推行注册制，将发行股票应当“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同时，大幅度简化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取消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申请”。
注册制不是登记备案制，股票发行还是需要严格审核。但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进步。
原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说，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避免监管部门的过度干预，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发行股票筹集资本，是企业天然拥有的权利。只要不违背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企业能不能发行，何时发行，以什么价格发行，均应由企业和市场决定，这和核准制是完全不同的，从根本上改变了证券监管部门对新股发行，调节奏、管价格、控规模的范式。
第二，以信息披露为中心。证监部门让企业披露充分和必要的投资决策信息，而不对企业资产质量和投资价值进行判断，也不对发行人背书，更不是选秀和择优。注册制条件下的审核方式，是不断提出问题，不断回答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信息披露内容，是一个互动过程。只要发行人披露的内容达到了信息披露制度和规则的标准，就可以放行。这和核准制有很大不同，可以保证企业自己掌握证券发行上市的审核时间，从申请递交开始到最后能不能放行，企业自己能算出来。“如果搞注册制，企业没有稳定的预期，从递申请到最后不知道哪一年，这个不叫注册制，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预期，除非监管部门依法否决。”
第三，各市场参与主体归位尽责。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真实、准确；中介机构如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则要承担信息披露的把关责任；投资者自主做出决策，并自担投资的风险。
第四，实行宽进严管。注册制以大力强化监管执法为基础，监管部门重在事中事后监管，严惩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注册制改革会是一个渐进过程，但改革的大方向，非常正确。
为什么现在要推注册制？我觉得也是逼的。
中国经济的升级方向之一，是创新经济。而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小企业、新企业驱动的，而对这样的经济形态，传统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很难有所作为，传统的证券市场审核体制也不会接纳。从BATJ一代（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到TMDP一代（头条、美团、滴滴、拼多多），有哪个是内地银行和资本市场支持起来的？它们全部都是VC、PE为新兴产业和企业家精神下注而成功的。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歧视，说了N年了，说的人们已经不想说了，有什么用呢？与其徒叹奈何，不如另辟新天。这就是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为代表的新资本的一级市场，以及以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为代表的二级市场的作用。
事实证明，无论是传统的银行体系，还是畸形和变异的影子银行体系，都不能服务创新经济，不能承担创新经济必须携带的风险，我们也无需再作指责，或抱有幻想。我们要往前走，往新的方向走，往直接融资的方向走，最终形成支持中国新经济的强大、多层次、深厚的资本市场，市场化和法治化合一的资本市场。
我想说的第三个政策，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包括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改革创新、促进民营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等。
关于民企发展，我写过很多文章，我认为短期的关键是落实政策，中期的关键是深化制度变革，长期的关键是文化。而要真正落实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涉及到很多深层次问题，也很难一步到位。但我们还是要不断呼吁，不断推动。
现在为什么要出台支持民企改革发展的意见？和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压力增大是分不开的，也是逼出来的。
客观地说，政府也在努力。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将加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力度，目前清欠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国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共清偿民营企业账款超过1600亿元，今后将加大问责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防止“边清边欠”“清完又欠”。
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2179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等），日均新设企业达到2万户，这得益于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精简审批、降低准入门槛、消除投资兴业的制度性障碍，等等。
今年“证照分离”改革已在18个自贸试验区开展全覆盖试点，明年将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全面推广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推动行政许可事项“一网办理”，完善企业注销“一网服务”。
在产品准入方面，明年将推动“一企一证”和“告知承诺”，在现有10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种类基础上继续压减产品目录，仅保留涉及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等产品，将审批权限全部下放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当然，现在营商环境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寻租的隐蔽化、经常化。一个开经济型酒店的老板告诉我，过去生意好的时候，给片警、消防部门“打点”是没问题的，现在生意不太好，继续“打点”就很吃力，但如果你一停，麻烦就会找上门，今天说消防不过关明天说有人在酒店打麻将。他说他也很体谅这些“兄弟”，他们每年也有很多指标，包括罚款指标，也很累。
又如，对指标性大企业，各级政府呵护备至，像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上海临港，从签订协议到破土动工仅仅用了5个多月时间，现在产品都快上市了，而大量中小企业特别是困难企业，往往处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以行政审批之“减”，换来发展活力之“增”，“放管服”改革依然在路上。
最近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和《经济学人》编辑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合著的《美国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很多内容令人触动。
在谈到美国繁荣的原因时，作者认为：
与欧洲人建造堡垒来保护已有财富的“堡垒”社会截然相反：美国人总是不停地迁徙，寻找新的机会。19世纪下半叶，近2/3的30岁以上的美国人曾跨越国界。相比之下，只有1/4的英国人走出了他们狭小的岛国。……美国更容易创立公司，并且如果足够幸运且意志坚定，还能将公司发展为商业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曾是一名身无分文的移民，洛克菲勒是一个推销蛇油的流动商贩的儿子。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繁荣在于它认可毁灭是创造的必经之路。美国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破产法，允许公司倒闭；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允许人们搬迁到合适的地方，获得最丰厚的工作回报。美国能够接受，在发展的进程中，不得不废弃一些城镇和关闭一些工厂。
而在分析“为什么美国曾引以为傲的活力消退了”的原因时，作者认为：
“创造性破坏的各项衡量标准（从地域流动性、创立公司到社会对破坏的包容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还有一个问题是监管的加强，表现为对企业家的两种最具价值的资源征税：尝试新事物的时间和能力。
“大多数基础设施工程延期数年，因为官员不得不突破重重关卡（尤其是现今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关卡）。在大萧条时期，修建金门大桥耗时4年。今天，开展更大的高速公路项目需要花10年扫清各种官僚障碍，才能让工人正式施工。纽约港务局决定重修连接斯塔滕岛和新泽西州的贝永大桥，让大型邮轮可以从桥下驶过。做出该决定后，他们得去19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完成47项审批，从2009年一直忙到2013年年中。经历了整个过程的港务局官员琼·帕帕耶奥吉斯说道：‘这个过程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制造问题。说‘不’能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
“过度监管迫使企业创始人忍受噩梦般的经历，去拜访不同的政府部门，无止境地填写复杂的表格。比如，要想在纽约开个餐馆，你得和11个不同的市政机构打交道，这花费了美国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一半美国人雇用专业人士来处理税收。”
作者认为，美国低增长的沼泽是因为“它被困在自己制造的铁笼中：失控的权力和考虑不周的法规迫使它的表现远远低于其潜力”，“美国拥有打开笼子所需的所有钥匙，最大的问题是它是否有政治意愿去转动这些钥匙”。
《美国经济的繁荣与衰退》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领悟到，开拓、创造、创新、增量是如何来的，又是被什么力量所磨蚀而失去的。
中国处在几千年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我们有全世界罕见的愿意辛勤付出的人力资源，而且天然地希望社会稳定。我们要更加相信人民，相信市场，稳定预期，少一些管控思维，多一些开放思维和增量思维。这些话无数人说了无数遍，因为它是重要的、最根本的话。
从实地调研中我看到，无论是从创业开公司的角度，还是从新型政商关系的角度（大量企业家逢年过节不用请吃送礼了），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很大改善。这方面的交易成本确实降低了。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和个人内心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包括财产权利、司法公正、政策稳定性、自由保障，等等），变成了新的交易成本。企业家的心还不够定，还会受到不少经济的、非经济的干扰。
Think big，Think long，我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不仅要定经济、建设、民生等指标，还要定一些软环境、软实力方面的指标，有助于经济主体从内心感到长治久安的信心指标、安心指标。对于重要的、根本的、长久的议题，希望用只争朝夕的态度加以重视，真抓实干地落实，不要等到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出现了，再赶快出政策，响应式地解决问题。
最后，引用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2014年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的结束语，和大家共迎2020年的到来：
“将世界朝着让大多数人更加乐观的方向发展。在你的生命里，将会遇到令你震撼甚至心碎的事，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要逃跑，去面对和解决。因为那将是你改变世界的时刻。”
秦朔先生是复育智库师资团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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