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 | 北京报道
昨日（8月24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若干位专家代表参会，9位专家现场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亦提交了书面发言。
陆铭教授是9位现场发言专家之一。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市政协委员，他长期研究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已出版《大国大城》《空间的力量》等著作。
这次座谈会旨在对“十四五”规划编制提出意见和建议，陆铭提出，在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如果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将能产生巨大的“制度红利”。
对此，他认为，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仍存在诸多结构调整的空间，应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增强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等政策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生于1973年的陆铭，是这次发言专家中最年轻者，“70后”学者进入建言献策核心圈，也是为高层智囊团注入新鲜血液。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围绕座谈会内容和精神，《中国经济周刊》第一时间专访陆铭，对话如下。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座谈会的背景是对“十四五”规划编制提出意见和建议，您主要针对哪些问题做了建言献策？
陆铭：我这次的发言主要围绕着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展开。“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但在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如果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将能产生巨大的“制度红利”。
从数据上看，“十四五”开局，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仍存在多方面滞后。
与世界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偏低约10个百分点。我国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发展仍未达到与人口大国相匹配的规模。在城市中，有大约30%的常住人口是外来人口，有待市民化。在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一半已经居住超过5年，约20%居住超过10年。
《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一基础上，您认为，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结构尚存在哪些调整空间？
陆铭：在这一领域，存在着充分的结构调整空间。
首先，人口集聚可加强。由于人口的空间集聚滞后于经济的集聚，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巨大。在地理劣势地区，相对于资源禀赋，人口过多，难以提高人均收入，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受到人口众多的制约；同时，在发达的地理优势地区却存在劳动力短缺。
第二，土地和住房空间错配需校正。由于大量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曾被配置到了人口流出地，导致当地土地和住房闲置，投资回报低，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企；而在人口流入地（特别是沿海特大和超大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不足，出现由于短缺造成的高房价。
第三，低密度的城市建设模式和户籍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待改善。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低大约10个百分点，与城市低密度的建设模式有关。在城市里，由于外来人口缺乏长期定居的预期，比本地城镇户籍人口消费平均低16-20%。研究显示，通过城市集约化紧凑化发展，并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可促进消费，服务业占比可提升3-5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周刊》：对此，您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
陆铭：我认为，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区集聚，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建议，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
首先是要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第二，这必然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将持续提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特别是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缓解贫困。而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可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目前中国已全面放开城区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因此，建议重点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
第三，要同时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和都市圈，要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相关投资既可拉动经济增长，又可拥有可持续的回报，还可以缓解城市病，减少外来人口市民化压力，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居和社会和谐三个目标的共赢。
同时，我也建议，还必须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增强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在现场有限时间内的发言内容，您对未来五年发展建设还有哪些主要建议？
陆铭：如果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我可能会再深入地谈三个方面问题。
首先，是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我提了一个建议，为步入高收入国家做准备，应尽快推行12年义务教育，其重点对象是农村户籍儿童。也建议加强在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均等化，促进留守儿童和进城随迁子女在城市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这既有利于流动人口家庭团聚，又有利于人力资源大国建设。特别是在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和产业集聚带来大量劳动力需求，而面向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教育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对此，我建议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同，增加教育投入。
第二，要增强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与人口流入城市相对的，就还有大量人口流出城市，比如中小城市和一些农村地区。那么，土地和住房供应要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对此，建议在人口持续增长和房价高企的城市增加建设用地供应，加强低效利用的工业和商服用地向住宅用地灵活转换，建设更多商品房和公租房，适度放松容积率管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对低成本居住形态的包容度。在人口流出地区做减量规划，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跨地区交易和再配置。这些都需要在土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步子可以迈的再大一点。
第三方面，虽然我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但是我认为接下来在构建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包括中国更好地参与和引领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旧秩序的确不太适应当下的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当然同时也是机遇，就是如何在全球产生一些反全球化思潮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在推进全球合作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进程当中发挥作用，这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推进的。
《中国经济周刊》：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已全文发布。您在现场参会，对总书记讲话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陆铭：我印象最深的部分还是总书记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论述。我很认同总书记的这个判断，与全球发达国家或者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对比，在外贸依存度的指标上，中国传统上的确是特别高，高得有点偏离别的国家的水平。因此，今天开始强调内需发展。
内需驱动型的发展，特别能够提升中国人民自身的福利，在一些技术领域，能够快速实现创新驱动，实现一些产业升级，并且能够在一些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并且以国内循环为主的这种模式所要求的。对于这点，我印象非常深。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比较明确地回答了，社会各界曾经有过的一种担心，就是是不是我们不重视外向型经济，不重视对外开放了？我认为，应该说，现在是不需要有这种担心了。至少从决策层的角度来讲，是充分认识到了开放的重要性，并且也认为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坚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并且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样的改革道路是不会发生动摇的。
在这一点上，是释放了明确的信号，我觉得，对于大家统一认识也是有好处。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建言献策的部分，您对这次座谈会还有哪些思考？
陆铭：我更重要的一个印象，可能就是整个学者群体吧。我感到，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界，在国家所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十四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点，能够聚集在一起，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不管是现场发言的学者还是以书面形式发言的学者，都能够非常快速地根据国家需要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这点令我非常感动。
国家提倡大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用来回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重大的问题，我认为，这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我相信，这次会议的精神也将对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研究者产生新的方向性的、指导性的意义，我也希望它能够引起我的同行们更多的重视和思考。
我也很高兴和荣幸能够成为当中的一员。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渠道能够让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之间产生更多的良性互动，让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研究成果能够在一起碰撞交流，更好地形成一些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一些先进的理论经验。
长期以来，自己针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些基于学术研究的一些看法和建议，能够逐渐得到采纳，这说明我们的决策层在不断适应每一个特定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且采取比较及时的政策去解决当下的问题。应该说，这一点是支撑了整个中国经济从长期来看一直能够持续向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体制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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